扑朔迷离“罗探花”
“罗孟郊高中探花”这一历史传说，在粤东北大地上流传了几百年，人们深信不疑，地方志书《兴宁县志》、《惠州府志》乃至《广东省志》都言之凿凿。直到清末，罗孟郊后裔从湖北寄来抄录的罗孟郊神道碑碑文，人们才发现，罗孟郊（1092－1153年）的科举功名是北宋宣和六年进士，并不是方志记载中的天圣八年探花。而宣和六年探花，有史料表明，是四川眉州人王翼。
“罗探花”是误传，似乎已成定论。然而历史上，此间却真实存在过一位“罗探花”，他就是罗恺。
上世纪八十年代，罗恺墓碑在龙川丰稔镇坳背出土，墓志铭记载，他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探花。现在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保存在龙川县博物馆里。2014年7月26日的《河源日报》，以“龙川北宋探花罗恺殿试时‘秒杀’苏轼苏辙”为题，对碑文内容进行了详尽解读。然而在现存的龙川古县志中，只记载有南宋嘉定元年(1208)进士、官至通直郎的罗恺，民间也未曾有过关于罗恺或者“龙川罗探花”的故事传说。显然，此前龙川当地并不知罗恺曾中过探花。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兴宁的罗孟郊未中探花而有探花之名流传几百年，真正的探花龙川罗恺却默默无闻，在民间没有任何故事流传下来？
其实，史书是有记载罗恺的。《宋会要辑稿》记载，“嘉祐二年五月四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章衡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窦卞、第三人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人郑雍、第五人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记载，宋仁宗嘉祐六年十一月，“校书郎章衡为太常丞、直集贤院；大理寺丞罗恺权知淮阳军”，卷二百九记载，英宗治平四年二月，“丙辰，命提点开封府界公事、祠部郎中陈汝义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开封县、都官员外郎罗恺代其任。恺入见，问府界事，皆不知能，帝不悦”。这些国史资料中，并未提及罗恺是哪个地方的人，但这些史实，在龙川罗恺的墓志铭中都有相关记载。或许连绵不断的战乱，使地方史料难于保存下来，而居民的大量迁移亦使口头流传难于为继。龙川首部县志《万历龙川县志》将罗恺登第年代“嘉祐”误作“嘉定”，使人们无法将龙川的罗恺与史书中的探花罗恺联系起来。若非罗恺墓碑的出土，或许人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些史料记载的正是同一人。
罗恺的墓志铭又记载，其祖先来自南昌，“五代末徙循之龙川，仕刘氏，有显者”，即其先祖来自罗氏望郡江西豫章，在五代南汉刘氏政权中任循州显职而落居龙川。这一描述，与罗孟郊神道碑中记载其先祖“罗氏世居豫章，五代时，昌儒为循州刺史，遂家焉”如出一辙。很大的可能是，罗恺与罗孟郊同出自罗昌儒一脉，而迁往兴宁罗坝的一支罗氏，因翰林学士罗孟郊的名声远扬，于是人们只记往了罗孟郊，逐渐将罗氏家族所有的故事都安附在他身上，罗恺“罗探花”与罗孟郊的传说逐渐合并演化成了“罗孟郊高中探花”。或许，这就是“罗探花”传说的历史嬗变原因。
在唐、宋、元时期，龙川、兴宁同属循州管辖，龙川所在的古雷乡县甚至曾并入兴宁县。县境的变迁，加上罗孟郊家族亦是由龙川向兴宁迁移的，龙川“罗探花”的故事就有了向兴宁“罗探花”演变的现实基础。然而在这一历史嬗变过程中，罗孟郊与罗恺的亲族关系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关系，极容易混为一谈。
将罗孟郊与罗恺相混，乃至与罗昌儒相混淆，甚至是“自古已然”。《永乐大典》第7235卷延引循州古方志《循阳志》中就说：“罗孟郊，龙川义城里人。少游学于兴宁，隐居县之南山，筑室读书，五代时，登进士第，官历翰林，陟谏垣，后人因名其书室曰翰林堂。”同卷中，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兴宁知县苏升撰写的《重修翰林堂记》也记载道：“予宰兴宁，有山曰神光，岿然峭峙，腾焰属天，敛英聚华，产尤植奇。群峡阜丽，分环拱堵。一日，修蔓而前，十里余间有故屋仅存，左右佥曰‘邑人罗孟郊读书室也’。其泉混混于石窦，流于汇，即之泠然可掬，而曰‘罗公读书洗砚池也’。昔隐于是，莫昉岁月，考其历翰林、陟谏垣，名与此山俱传。继而有孙恺者，嘉祐初以第三名擢进士科，首除寺丞，累迁望都，屡总名藩，有祖风烈。”两者都将罗孟郊认作是五代时的翰林，后者更是将探花罗恺当做罗孟郊之孙。而元代耶律渊记载龙川县儒学事迹的《古循修学复田记》说的是：“予闻是邦先贤有二罗者，乃祖若孙，相继而作，一拜翰林，一擢探花。”这些史料表明，宋元时期人们已经难于区别三者了。
及至明初，罗恺更是被人们彻底忘却，“罗探花”的故事完成了向罗孟郊传说的演变。在这些传说中，却仍然可以找到罗恺的踪影。如传说罗孟郊生于宋景德年间(1004-1007) ，登天圣八年(1030) 探花，就更接近于罗恺（1012-1076）的事迹。又如曾子湖取鱼供母的故事，在罗孟郊的神道碑中就没有相关记载，反而在罗恺墓志铭中记载。罗恺中进士前，曾有到京城礼部任职的机会，他念及双亲老迈，感叹“曾子三釜而心乐，非及亲之仕乎”而选择了就近任职。
如此不禁感叹古人之难，以罗昌儒刺史之显，罗恺探花之荣，终敌不过乱世凶年之艰，多少俊杰之风流，莫不被风吹雨打得四处消散。然而历史的传说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细探之下，总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以证明曾经存在的真实。
编者注：罗恺墓志铭的发现佐证了罗恺生平的同时，也丰富了岭南书法历史，今人研究岭南书法，对北宋时期卢侗公书罗恺墓志铭拓件，盛赞侗公书法，且有传宋代书坛四大家的苏东坡也赞侗公书帖。
上图为部分碑拓照片
下文摘录自：卢侗书《罗恺墓志铭》碑--后记，作者为卢侗公后裔，感谢卢侗公后裔出版此书，我们河源罗氏因此而结缘，四海一家，希望卢氏见本文后能于本网站联系，再续佳缘！
卢侗公书《罗恺墓志铭》碑沉埋地下近千年，至上世纪八十年始被发现，出土後二十余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彭老师有感于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所著《岭南书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谓：『宋代广东书家虽有数人载于典籍，但墨迹至今尚存的只有葛长庚（按：即南宋道士白玉蟾，1194-1229年）一人而已。在岭南各地保存有大量的唐宋碑刻和摩崖石刻，多为入粤的名人题刻，其中也有一些岭南人的书迹，可补岭南书法史上这段时期的空缺。』（前言）又谓：『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而岭南书家却寥寥可数，原因是多方面的，岭南气候潮湿，纸张保存不易；岭南书家往往足不逾岭，少与中原文士相接，声名不能传之久远。』（第一章第三节）彭老师希望将碑拓整理编印以供同好研究。当得知我与书法界多有联系时，彭老慨然将这份珍贵拓件托我带回广州制作，并籍机求教于专家学者。
怀着对先祖的崇敬，我颇费周折，总算把一份拓得不甚清晰的碑铭制成样书，分别拜访、请教于对宋代书法极有研究的曹宝麟教授、省书协副主席纪光明先生、李小如先生，并向书法界的朋友征询意见。期间本欲专程求教于陈永正教授（著名学者，曾任中国书协副主席、广东省书协主席），陈教授无暇，电话中客气一番後热情推荐我去拜访陈初生教授，说『陈教授在这方面更有研究』。
前期拓本欠佳，设计制作人员费尽心血也只能弄出一本勉强可读的样书，曹宝麟教授非常仔细地在样稿中作了批注和文字修改，认为本帖有唐楷的严谨和笔意，其书法介于宋绶、蔡襄和韩琦之间。纪光明和李小如两位先生对碑铭的文物价值和侗公的书法艺术都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碑铭的书风很好地传承晋唐书风，法度严谨，骨力凛厉，以姿取势，表现出厚重、典雅的韵味。陈初生教授对碑铭如此硕大感到惊奇，在认真审视碑拓、提出个人看法之後，希望能另求精良拓件——因于是，我再寻朋友帮忙，另拓得一份完整、清晰的拓本。现在这个稿本，得益于陈初生教授的指点，字迹亦按原碑大小制作，不作多余的修饰，以求保持原貌。
《卢侗书罗恺墓志铭》的整理出版过程，得诸师友的竭诚支持，省文史馆馆员梁鼎光教授不辞劳苦，以其精妙笔墨，临书侗公所书碑文并附长跋，其精神感人至深。省书协常务副主席纪光明先生题款附跋以襄助。省书协理事、研究岭南书法卓有成就的黎向群老师撰文评析，黄跃馆长不辞辛苦重拓碑铭并附寄墓主罗恺传略，精于书道的冯伟智先生和卢凡学兄对本碑刻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