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雨林自傳修正稿
我是广东省兴宁市（县）人，1941年农历8月24日出生在宁新乡寨子脑村罗祥昌屋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罗易乾为中国首批考取庚子退赔官费留学法国中法大学、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获医学博士的名医，也是“红色禁书”——《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版第一印刷本捐献国家收藏者。他于1938—1942年投身抗日，在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第62军军长黄涛手下任野战医院院长。我自小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客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在小学、中学时代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尤其作文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向学生推介，1960年—1961年我高二、高三时，被选为五中学生会宣传部长，主编校刊《五中青年》，深受好评。
1961年高中毕业，没有听从父亲学医意见，填报了极受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因父亲家庭历史问题而名落孙山。在低落、彷徨之时，学校领导介绍我入“中师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在中学任教；或报考广州市文博见习班，随专家学习文博考古专业知识。我选择了报考文博见习班，在100多位报考者中，我笔试第一，再经面试，成为广州市首批文博见习班学员。通过短期专业培训，我被分配在广东民间工艺馆（即现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文物藏品保管部门工作，学习保管鉴定专业知识。在学员中我是唯一分配在直接接触藏品实物、进行观摩、学习、研究的人。市文博系统支部书记廖文斌很器重我，曾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干，前途大有可为。市文化局分管文博的副局长杨奎章先生也鼓励我在文博单位工作，运用文物实物，学习古代文物和文化，“浸它十年八年，即使不能成为一个专家，也可成为半个专家！”我望着文博单位如此丰富的藏品及图书典籍，即使穷一世的精力也学之不尽，它值得我在这里大干一场，驰聘一世。我多么渴望把这些知识一口吞下去，再反哺出来，贡献社会！
1959—1964年，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慎德堂主人杨铨先生把毕生珍藏的6200多件历代各类各窑口古陶瓷、各历史时期古玉、古铜镜、明清民国竹雕等文物捐献给我馆收藏。为了弄清它的真伪、价值等级，为科研工作及群众欣赏服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馆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李鸿庆及中央工艺美院梅健鹰教授及广东省、市文史馆鉴藏家卓仁矶、梅斌林以及后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考古专家陈万里、冯先铭、耿宝昌等老师进行鉴定，并整理上报。单位组织有意重点培养我，专门指定我跟随他们学习，在鉴定的实践中学，提高文物保管、鉴定、研究水平。我抓住这难得的好机会，向老师们认真学习，不耻下问，找有关专业书籍，对照实物，对照老师的讲授，认真查阅、钻研，一点一滴把它学懂弄通。尽管当时领的是练习生工资，很低。很多人都熬不住宁愿到工厂当学徒。而我却坚持了下来，立下志向：以文物实物和博物馆学作为学习、研究对象，以陶瓷等文物鉴定研究为主攻方向，认真坐“冷板凳”，研究学问。
但世事往往都是难料的。1966年7月，一场“文革”运动，打碎了我的学术“美梦”。1969年底，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我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下放到广州市文艺“五七”第七干校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痛下决心，听从毛主席教导，洗心革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被评为干校“五好学员”，满以为这下子就可以回文博单位重温“旧梦”。殊不知，我仍然逃脱不了被清除出文博队伍的厄运。
1970年底，我与市文艺单位200多位同志一起，被迫害撵到市财贸战线下属的饮食、理发、旅业等服务行业中去。至此，我的人生跌入了低谷。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遇到了一位好心美丽的姑娘，她不顾世俗的偏见，不怕我“出身成分”和地位影响她的前途，真心实意地爱着我。有人替她惋惜地说：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她却答道：“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暂时的”，“乌云蔽日终将过去！”这位姑娘，就是陪伴我度过数十年风雨的老伴、帮助我事业成功的“贤内助”妻子。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夏天，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春风终于吹拂大地。市文化局组织部同志找我，传达市委市政府落实政策，归队、回原单位复职的决定。在这人生重要抉择的关键时刻，她鼓励我回原单位，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
1978年底，我回到了文博单位。由于占用陈家祠的工厂还未退出，只能暂时安排从事《黄埔军校》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我认真钻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其中与人合作的一篇叫《中国共产党创建黄埔军校的作用》，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上。
1980年“大文博”分家，我回原单位广东民间工艺馆工作，利用占用陈氏书院主体建筑的工厂退出机会，全馆进行大规模维修“复馆”工作。在博物馆的业务实践中，我利用藏品等资料，进行研究。我以“夺回已逝岁月”为信条，拼命工作。那时候，我一家四口生活、挤住在岳父家临时腾出原养鸡的几平方小屋里，伸手可及瓦顶。一张大床既是一家子睡觉的地方，也是我写稿的“办公台”。我的许多文稿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的。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仅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招来一些从不写文章，也不搞研究的“三水”干部（即上班饮茶水、喝药水、下班领薪水的人）的非议，他们“打小报告”给领导，说我走“白专道路”。
1987年，是我学术上富有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也是我惹祸遭压开始的一年。从这件事开始， 它改变了我几十年的人生走向。
事情缘于一篇文章。
在这一年我幸运地接到了组织上交给我研究和撰写《宋代陶瓷艺术研究》专著任务，作为馆与市文管会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宋代陶瓷艺术展览》的随展出版的著作。就是因这篇文章的发表，遭到文博麦“权威”的嫉妒、反对，而我坚持原则，毫不退让，而“惹祸”遭压的。
作为组织上交给我撰写代表广州市文博界与境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文章，我不敢草率随便应付。我以全副精力投入，把我多年的学术积累奉献出来。我在馆长重视支持下，除认真研究本馆的藏品外，还到全国各地著名古窑址和博物馆库房藏品参观、考察，然后构思提出文章的题目和各部分大纲细目，经领导同意通过，由我执笔起草《宋代陶瓷艺术概论》三万多字长文。在征求广州美院研究美术史论和美学的终身教授陈少丰先生和宋代陶瓷艺术研究专家高永坚教授的意见时，他们都充分肯定，给予很高评价。陈少丰先生还说“这是迄今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宋代陶瓷艺术的专著”，“发韌之功不可轻视”。但在送给市文管会考古“权威”麦某某作礼貌性征求意见时，他却不懂装懂，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把他纯属“外行”、带“常识性错误”的意见，强加于我，要我照其意思“修改”。我当然不同意这样“修改”，我引经据典，向他说明不需这样改的理由，希望他“考虑”。但，没用。他依然蛮横地坚持要我服从。我向他申明，我只是尊重你，征求听听你的意见，并非要你批准。后来他找到市文化局领导和文物处领导出面“协调”，要我作出让步。结果，我只能发表一万五千字艺术特色部分，其余全都不准发表。我对他这种“不懂装懂”的学霸作风，很有意见，曾经“顶撞”过他，于是他怀恨在心。为了让这辛苦取得的学术成果不致湮没，我把文章投寄《大公报》艺林版主编马国权先生（容庚教授入室弟子）和《中国文物世界》主编邓海超先生，他们见此好文章，马上腾出版面，全文只字未改分期连载。接着，我又在《中国文物世界》发表我研究广州西村窑的文章《广州西村窑陶瓷的艺术特色》。这下子更不得了，他认为我不仅不听从他的话，“顶撞”他，还居然敢“捞过界”向他“挑战”？！于是，他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面前，散布谣言，说我“剽窃”他《广州西村窑》的著作。污蔑我在《中国文物世界》发表文章，是泄露国家学术“机密”，违反涉外纪律等等。对于这些，我都一笑置之，没有找到机会当面向他申辩。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他与我“交恶”了几十年，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在提升学术地位的“职称”问题上，在该年评职称时（他坚持把我申报“副研究馆员”卡了下来）和利用馆藏文物实物资料及在《广州文博》学术园地发表文章等对我设置种种障碍，进行“封杀”。
现实教育了我，“林端秀木，风必摧之”。要想继续在宋瓷或其他古陶瓷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出版著作，为评上高级职称加分，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策略，学习古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于是我转而从多学科文博知识方面进行学习探索，从打基础，“补缺补漏”开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结果，表面上单一学科研究、主攻古陶瓷似乎“此路不通”，实际上却让我意外发现找到了另一条独特的学术道路——一条被我称之为多学科解读包括古陶瓷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还原历史本貌的学术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应该感谢这位折磨、打压我的“权威”。因为没有他的打压，我可能至今还找不到这条学术道路，我的学术潜能也不可能得到触类旁通的激发。学术成果的新发现也不可能不断取得。从此，我暗暗地潜下心来，“坐冷板凳”，进行艰苦、细致的学术探索。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走出他的“封杀”成功突围，取得丰硕成果的“黄金时期”。虽然他的打压、“封杀”、“冷藏”等依然存在，但认可我的学术界邀请我的“机会”却不断涌来：九十年代初，我受邀到北京参与承担国家级重点出版科研课题《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广东、海南部分的研究写作任务，参与撰写出版了专著《广东民间美术》，接着，又承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岭南建筑明珠广州陈氏书院的研究、写作任务，出版了专著《岭南建筑明珠——广州陈氏书院》，承担并参与国家级八·五规划重点出版科研课题《中华博物源流通考》雕绘卷和冠服卷的研究写作任务，出版了研究成果《中华博物源流通考》。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学术发展机会，我都紧紧抓住，用超常的努力实现了。几乎同时，我被民进广州市委推荐，经有关方面批准，当上了荔湾区第八届到第十三届十几年政协委员、常委和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像这样发挥自己所长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认真把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与我的文史、文物专业特长结合起来，在政协领导的支持下，我积极参政议政，带头及推动荔湾区全面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频临消失的文史文物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出版文史文物资料。我在我的多学科揭示文物文化内涵、还原历史原貌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我的学术视野，利用区提供经费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机会，大力出版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计出版了《荔湾文史》、《荔湾风采》、《荔湾明珠》，编注出版岭南著名诗人、文物鉴藏家黄咏雩著的《天蚃楼诗文集》（上册、中册、下册）、《粤剧、粤曲艺术在西关》等巨著。抢救了粤剧四大名丑之一、国际武打巨星李小龙父亲李海泉在西关的故居等一大批频临拆毁、消失的历史文物建筑等，抢救、保护了隐踪匿迹三十多年濒临丢失的佛门至宝、珍贵宗教文物——21粒释迦牟尼真身的佛舍利子，放回华林寺保藏。受到省、市和荔湾区政协的表彰。这些事迹和经历，《羊城晚报》以整版的篇幅加以报导。
2000年初，也就是我退休前一年，我经研究、分析、比较了轰动一时的所谓秦汉考古三大发现之一——关于广州中山四路发掘出土的秦造船工场遗址“正反”方面的论据材料后，发觉麦某某不仅欺压我，他的“船台说”是为了适应“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的政治需要提出来的，长期误导了人们，它存在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弄清的“疑点”，很多地方的说法自相矛盾。经广东省造船学会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及广东省地理学会再三邀请，我出于历史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及我对这位提出“船台说”的考古“权威”麦某某的为人及学识水平的了解，我同意介入参与反船台说的学术讨论。并与一些同志共同组织、策划了《广州日报》2000年6月12日、6月24日、6月26日由记者刘平清等采写的发表向船台说挑战的报道文章《中国古建筑界船舶研究史界地理学界考古界顶尖高手将云集羊城挑战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定论》。同年12月8日—9日我又组织策划全国多学科专家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由中国造船学会船史研究会等10个学术团体主办的《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真伪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该遗址作了深入、严谨的学术论证，再一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原来的定性结论是错误的，应定为“南越国宫苑中一处宫殿建筑遗址”。所谓的“船台木结构”，实质是宫殿烧毁后留下的地基遗迹。
2001年退休至今，我被市政府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我的学术追求就像躁动在腹中的婴儿，令我坐卧不安，催我赶快让它降世。我无法选择“封笔”、安享晚年道路，只能继续走那条“奋飞不计年”的学术道路。对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这一考古错案和南越王宫署遗址错案，继续坚持深入研究，学术争鸣，我不怕有些人的误解也不怕有些人对我的中伤。于2008年再次组织、策划8个学术团体举办“南越王宫苑里‘假船台’论证会”，起草联名给国家文物局领导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的信，要求主持召开纠正这一错案的研讨会，并在国家核心期刊《华中建筑》12期发表了我的文章《愿历史早日展现真颜——记“南越王宫苑里假船台”论证会》。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当年参与论证秦代造船遗址的专家罗哲文先生听说我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十分高兴，并表示他已改正了对船台说的看法。虽然这一错案至今尚未能纠正，但我相信，历史的真相是不可以永远掩盖下去的。
2001年退休至今，十多年来，我的学术人生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我脱离了那位“权威”对我的“打压”“羁绊”，脱离了为金钱而生活的束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不计年地奋飞”，我的学术生命也因此重新得到焕发。每年我都发表或出版学术著作或论文，最高时还达到一年出版2本枕头一样厚的著作。“奋飞不计年”，让我晚年生活无比充实，无比幸福。它是老有所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它使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经过数十年的兜兜转转、寻寻觅觅，最终才真正找到了正确的归宿。它使我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精神保持健康良好状态。“奋飞不计年”，让我学术、艺术之树常青，晚霞辉满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