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罗氏》第六节

文化概说

    伦理观念是一个家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罗氏家族历代重视忠、孝二字，认为这是罗氏兴旺发达的根本出发点，把忠、爱、孝作为维系罗氏家族最主要的思想根基和道德准绳。

    播州罗氏入播始祖罗荣49岁领兵入播，驻播州27年后作《自叙》，自述至播州拓土开疆，“费十年汗马之劳”的业绩后，发出“创业固难，守成亦不易也，倘非世德世功，世忠世孝，亦难守有道之长，是以君子所贵乎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的感慨。作自叙的时间是大唐贞元十四年戊寅春王正月望十五日，即公元798年正月十五日，罗荣76岁，有感而发，望后世子孙继德扬威，严守忠孝二字，以为罗氏立命发达之基。并黾勉子孙“带砺山河，与国同其休戚”。

    与罗氏情深谊厚的杨端，在助罗太汪收复播州后，对罗氏立“忠爱堂”，编纂《罗氏宗谱》十分赞赏，唐乾符三年(876)十月，杨端“登君(太汪)之堂，阅君之谱，见先公(罗荣)遗言，如睹先公手泽”，端景仰其“德业闻望”，“心怀念慕”，捧谱书兴览“缱绻莫释”之余，为罗谱作序，“附之仙谱”，杨端《序》开卷即言“盖闻豪杰之挺生，莫大乎尽忠尽孝二者而已。故先民有言‘求忠臣必先孝子之门’，又云‘事亲孝，则忠可移于君，吾于是知君家忠与孝之大也”。罗氏两次发军征播，伐夜郎诸民，被视为忠君报国的“正义事业”，是建功立业的“壮举”，以此效忠朝廷社稷。尊亲、爱亲的孝义笃行，也是封建时代家族普遍遵从的道德规范，忠君事亲为报国治家之大端，忠孝仁爱是罗氏安身立命的宗旨。据罗谱记载，杨端为之作《序》的唐代罗氏家谱，是播州罗氏最早的一部宗谱，当年存于罗氏宗祠“忠爱堂”上，堂名“忠爱”，即为忠孝之义，故杨端序即以阐发罗氏忠孝为开卷之言，是别有深意的。杨端谱序比罗荣自叙晚78年，述罗家往史，赞其忠孝两全，罗氏亦引以自豪。明代洪武初年，罗氏二十六世土官罗琛《自叙》，写罗氏献地纳土归附明朝，得委原官后，“北伐明珍，南征交趾”，改朝换代之际，忠臣得事明君，建功立业，觉得自己“无愧于承先启后者，”希望后人“既受茅土之封，当思忠孝之报，而君恩祖德，佩服无遗”，将他在国家和罗氏家族发生历史性大转折时所建功绩，写为自叙，载入罗氏宗谱，“以为光前裕后之鉴”，其“君恩祖德"的主旨，仍在于阐发忠孝二字。明万历年间，罗仪廷写谱序, 纵观罗氏八百年沧桑后，总结为罗氏“倘非克孝于家，克忠于国，亦何能历世数变而不朽哉?”要求罗氏子孙当好忠臣孝子，严守祖训族规。综观历代罗氏文章，忠孝仁爱之心，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播州罗氏兴衰史的精神主线。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 罗氏在三岔修建金山寺培风水，以名宦为神，神像穿衮衣，冕服，金光闪耀，同时以“功德之利于民者入祀”。明代，罗其宾、罗承恩出资重建殿宇，族人群诣殿庭瞻拜，行三献礼，祀事不替。金山寺大殿梁有明万历四十年重修时的墨书题记：“功德主原任黄平安抚使司都安抚使，改文衔土官罗承恩、应袭罗袍，遵义道中军、威远卫指挥使司罗天宠，应袭罗寿增……重建共立”，并其族人同事者铸名于钟，标名金山寺，可见罗氏重视宗教。但所祀除佛像外，多是地方神，兼祀罗氏祖宗。    ．

    遵义在清雍正六年(1728)前一直属蜀，郡人崇祀蜀太守李冰父子，于唐贞观八年(634)在今遵义城东十里高崖山建川主庙，一云二郎庙，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祀。后庙圮，万历四十六年(1618)威远卫指挥罗天宠及属下的镇抚陈一龙、分守黎雅、游击周世禄等武官, 协同遵义府官增修庙宇，刻碑一块记事，碑文载《遵义府志·祠庙》。

    罗氏在宋元之际未暇发展文化, 未见有著名文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安抚、长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为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此年，罗氏派罗钦至京入太学。

罗氏历代重视编修家谱，视为家族中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谱书有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清成丰罗谱载，播州罗氏最早的族谱“始则太汪公”。清康熙罗尔经《谱序》又云, 播州《罗氏宗谱》是罗荣始修，尔经《谱序》说，罗荣“受封之后即建祠堂，名忠爱堂。修家乘，纪前徽，示来叶，柳公玭叙其简端，据罗谱，柳玭为唐昭宗时人，官泸州刺史，曾为罗氏家乘作序。播州罗氏唐代是否有谱很难说。据《中华姓氏通书·罗姓》考证，“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修于宋代开宝年间(968～975)的豫章[今江西]罗氏族谱”。族谱编修的体例和方法，始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苏恂，经历代继承发展，修谱活动至清代达到顶峰。宋元间播州罗氏是否修谱无考，连比较著名的播州杨氏唐宋元皆无家谱，迨至明朝初年，杨氏才请文人宋濂编写《杨氏家传》，既述播州简史，又代杨氏家谱。民国年间，浙大教授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尖锐指出杨氏谱谍中若干错讹、荒诬之处，认为旧时代的“谱谍类多依托虚饰之辞，不足徵信”。《杨保考》云：“播州宣慰司同知罗氏，及与杨端同时入播者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姓，皆称系出太原(《遵义府志·土官》引唐《罗荣忠爱堂序》，《艺文》引明万历《罗仪廷族谱序》，《建置》引清陈怀仁《心斋随笔》)，则以与杨氏本属同类，故率以杨氏之祖贯为祖贯也。《罗氏族谱》内载有始祖荣忠爱堂叙，杨端忠爱堂谱序二篇，然二文出自口授(《艺文》清《罗尔经族谱序》)，其为后人膺作无疑。荣《叙》中有长官安抚之称，此元、明以后之土官制度也”。明代平播后，罗仪廷见旧谱毁于战火，“睹简编之残阙，记载之差谬，若非溯本穷源，详定载籍，虽有孝子贤孙复起，其详不可得传也”，万历四十六年(1618)，仪廷续修《罗氏宗谱》，于劫火之余，“访诸先正，因口授以先祖、先公《自叙》二篇，并杨公叙一篇，笔之于书，汇成谱式”。此谱今不存，其中据传闻记载的先祖事迹仅凭口碑资料，故准确性不高。咸丰罗谱转引自万历罗谱的几篇《自叙》，其内容皆难于与史实印证，问题颇多，谭其骧指出“其为后人膺作无疑”。

清康熙中,罗尔经感叹“宗谱之湮没，祖训之废弛”，怀尊祖敬宗之念，发敦本睦族之情，再次发掘史料，寻丘墓，索碑铭，终于找到明代罗秉信墓志铭和宗支图，辑成康熙《罗氏宗谱》。本届修谱，亦深感史料匮乏，清代、民国旧谱因战乱灾荒洗劫和政治运动扫荡已所剩无几，踏破铁鞋，终于找到幸存的《康谱》残本一册，实属难得。嘉庆七年(1802)，罗应先曾修谱，未传。咸丰三年(1853)，罗源活等再修族谱，付梓刊行，历130余载，今犹存较完整的刻本，亦十分珍贵。今查罗氏康、咸二谱，皆不见可与史合的明代以前之文，谱中从荣至琛几十代土官皆无传记，由唐驾明，只存三篇《自叙》，而所述万历以前史事，与国史相牴牾者甚多，关于播州罗氏之先世资料不多，为编修统合古今之罗氏宗谱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本届修谱中只好另辟蹊径，从整理研究史料入手，广稽文献，排比史料，据实考证，纠误补遗，在记载播州罗氏史方面，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溯本求源，综诸家说，成一家言，在继承旧谱传统上创新，以期为罗氏存其本素，为播州史研究提供准确依据。

至清初，罗氏文教大兴，人才辈出。著名者如万彦子士柏，康熙举人，仕山东日照县令，迁刑部主事。正如罗尔经叙其族谱云：“本朝受命，文运振兴，吾族之捷南宫、领乡荐、应贡举、歌子矜者，济济称盛”，古今罗氏文人学士，名皆载于本谱，事迹详见《人物传》。